白亚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2019年12月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超出了一个国家、地区能够应对的范围,对我国乃至世界多个国家的应急管理体系,尤其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体系提出重大挑战。伴随疫情的全球性蔓延,全球协同治理的障碍凸显了协同机制的缺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自世界各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气度与担当,世界各国唯有团结协作才能战胜这一公共卫生安全挑战。这其中的“各项工作”也理应包括全球协同治理的问题。

一、全球协同治理的缘起与概念界定

全球协同治理源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以及区域、国家问题的全球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描述了“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的世界历史大趋势。进入21世纪,这一历史大趋势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变得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尤其是伴随着现代交通的日益发达、各国公众消费能力增强以及交通价格下降,地球空间距离正在被极大压缩。与此相伴,一些原本是区域性的风险被放大了。范如国研究指出:“全球正在进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时代,全球治理演变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而“现有公共管理、国际治理方式还不能适应风险社会治理的要求。”因此, 伴随着风险、危机的全球化,全球协同治理也逐步为研究者所关注。

协同治理理论是基于协同理论和治理理论的交叉而产生的。从20世纪70年代起,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逐步开始,但并没有就协同治理形成一个十分清晰、普遍认同的概念。相反,随着协同治理在不同领域的实践和深入,其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刘伟忠在《协同治理的价值及其挑战》中,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认为协同治理是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其在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在处理复杂社会公共事务中,建立一种共同行动、联合结构和资源共享过程李汉卿则认为治理中存在多元主体关系,但更强调协同治理中“行动者的主动性”,认为协同意味着“一种主动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对于这种互动发生的内在机制, 田培杰在《协同治理概念考辨》中认为,协同治理是当前治理现状的反思结果,即“协同治理就是寻求有效治理结构的过程。”也就是说,对当前治理方式、模式面临的障碍进行反思,重新审视现有治理主体、治理资源、治理方式等,探寻有效治理结构的过程推动了协同治理的产生。协同治理本身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性,不是纯粹的为了协同而协同,其与一般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张贤明、田玉麒在《论协同治理的内涵、价值及发展趋向》中通过总结和归纳相关协同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后认为,有效、真实的协同具有目标一致、资源共享、互利互惠、责任共担四个特征。通过以上概念,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协同治理的基本范畴。

但是,通过以上分析也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即协同与治理之间的关系问题。何水在《协同治理及其在中国的实现——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中认为,协同治理本意是在网络与信息技术成熟的条件之下,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之间相互协调,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实现合作治理,以此实现治理效能的最大化,最终能够达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通过这对协同治理内涵的界定可以看出,似乎在治理的概念之中,已经包含了多元主体协同的要求。因此,协同与治理之间似乎是语义重复,协同治理同治理之间并无本质差异。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需要科学地把握多元主体的内涵。事实上,在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中,每一个行政单位、社会单位中,都包含着复杂的治理现象。因此,协同治理的主体不同,协同治理的机制就不同,在每一个协同主体中,都可能包含着或简单或复杂的治理现象。因此,随着治理空间的扩展和治理主体力量的增强,全球协同治理的概念也就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了,即全球协同治理包含不同层次的、不同治理主体的次级协同治理现象, 这更增加了全球协同治理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造成了全球协同治理的各种软、硬障碍。

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协同治理软障碍的特征及表现形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3年颁布施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的解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指那些突然发生,并且能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损害会公众健康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重大食物,包括职业中毒以及其他原因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2006年颁布施行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根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级)、重大(级)等四级。以上是基于中国实际进行的规范划分,但也具有全球意义。一旦某一国家、地区范围内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其他国家,甚至是多数国家形成重大影响,就变成了全球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去曾有过惨痛的教训。20世纪曾暴发3次流感大流行: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导致4 000万~5 000万人死亡;1957— 1958年的“亚洲流感”,导致大约100万人死亡;1968—1969年的“香港流感”,造成100 万~300万人死亡。进入21世纪以来,2003年的非典(SARS)、2009年的新甲型H1N1流感病毒等,每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给全球公共卫生、经济造成极大破坏。面对100多年来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构建全球协同治理体系势在必行。事实上,全球协同治理体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应付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该说,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加凸显了构架全球系统治理体系的紧迫性。尤其是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使人类的相互关系逐步超越了简单的经济社会联系范畴,从而变得日益融合和深度依赖。全球化所产生的利益尽管未能为全部参与者所公正共享,但其所产生的全球风险及其后果却十分“公正”。也就是说,全球化中的民族和国家无法在全球风险中完全不受任何影响。尤其是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现实条件下,全球性的重大风险和重大危机治理的协同治理体系不仅重要且必要。当前,全球协同治理存在着典型的治理软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意识形态博弈

东方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和冲突,近代以来从未真正消失过。西方中心论等论调,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东方落后于西方成为一种典型意识形态。因此,在具体的协同中,西方发达国家往往缺乏公正合作的态度。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野,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污名化宣传,导致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协同治理上产生较强的博弈心理和博弈行为。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处置中,美国、瑞典等西方国家在对待中国和韩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双重标准和颠倒是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针对中国采取封城、建设方舱医院等应对模式进行质疑、攻击,方舱医院甚至被少数外媒污蔑为“难民营”“集中营”。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动挑起的严重意识形态对立,使中国进行全球协同治理的愿望一度受到严重阻碍。

(二)社会文化歧视

文化差异是文化多元的基础,也是文化和谐的基本要素。但近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凭借先发优势,将文化差异变成了文化优劣,文化政治化已经不仅仅是西方政治界、学术界的普遍做法,西方社会也深受文化优劣思想的影响。这是因为真实环境被刻意设计的“拟态环境”所替换和掩盖了,而“拟态环境”“在我们所意识到的信息尚未经过我们思考之前就把某种性质强加给这些信息。” 文化政治化催生了许多文化歧视和社会歧视。更加致命的是,文化歧视同社会歧视相互影响、相互加强,从而形成了对所谓的“劣等”社会、文化的心理隔绝,自然在行动上也难以协同。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中,中国人戴口罩防范疫情扩散在西方社会中引起了许多非正常的反应,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部分政客、电视台、民众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词汇来指代“COVID-19”新冠病毒,亚裔在美国等国家遭受了谩骂诋毁,甚至被殴打。事实上,我们所认为构建的协同治理理论,它的基本逻辑建立在人类社会对理性世界的信仰之上, 在这一信仰的支撑下人类才能最终可以化解社会发展中的的种种冲突与矛盾;但是,个体并不总是理性的当不理性的行为发生时,最终会形成冲突各方在根本利益和根本原则立场到达不可调和的地步,此时,协同治理本身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因此,深刻的文化和社会歧视,是全球协同治理,尤其是与社会公众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全球协同治理难以跨越,又必须跨越的隐性鸿沟。

(三)协同机制缺乏

全球化始于西方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因此,当代的主要全球性制度,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全球性制度,绝大部分都由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着主导权和话语权,这一体系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利益、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利益的规则化和制度化。尤其是美国,更是出现了国内制度、规则世界化的特征。因此,这一体系的本质是非均衡和非公正的。而全球协同治理更多强调责任和付出,发达国家自然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占据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动力进行全面的协同机制构建,这也体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全球协同治理之中。颜佳华、吕炜研究指出,协同治理“在强调广泛参与、讨论协商的同时,也强调通力合作和共同行动。”但在机制缺乏和运行不畅的情况下,通力合作和共同行动就成了镜中花、水中月。而现行世界卫生组织在经费来源、组织形式、协调机制等方面,难以超越由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而形成的软障碍和硬障碍。尤其是在应对类似2003年SARS事件、2019年开始流行的新冠肺炎等高传染性、高影响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全球协同治理机制缺乏的问题更加暴露出来,而建立一种新的国家间的协同机制,或是增强现行世界卫生组织协同治理能力的问题变得日益紧迫起来。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以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协同治理中的软障碍,其核心在于缺乏协同治理的理念,而对于协同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具有重大价值。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首次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其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了不断完善、发展和深入。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习近平主席指出:“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得到进一步深化外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2018年,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国际上的问题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就是要解决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好这一挑战。”这表明,习近平主席对全球协同治理的本质也有了清晰、准确的判定和把握。

周宗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实践与时代价值》中认为,这一理念能够满足世界各国求安全、发展、稳定的一致心理,既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包含着对世界“良治”的愿望,构成了当前全球共同愿景。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理念既有关于优化国际格局、改进世界秩序的总体思路,又有维护和平安全、实现稳定发展的具体设计。”事实性地表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协同治理中的路径意义。

首先,全球协同治理的核心主体是国家。从这一角度出发,全球协同治理就显得更复杂和庞大,其中包含协同治理层级和体系。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世界各国要心往一处使,才能妥善应对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越是面临着全球性的挑战,我们越要合作共同应对,才能不断地变压力为动力、危机转换为生机。在面对日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时,要牢记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的原则,必须秉承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的理念。 具体操作层面的协作机制而言,则是首先各国人民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各个国家自身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必须且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决定和管理,关乎全人类的的事情必须由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来商量办理。这些论述,超越了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是将目光放到了各国人民的身上。因为无论是在什么制度下,每个国家都应将地球建设成为一个和谐共处的大家庭,都应该将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作为各个国家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文化之间的差异、倡导文化平等、追求文化和谐。“人生而平等”已深入人心,并为现代人类社会普遍接受。依照这一前提进行逻辑推演,人所创造的文化自然只有差异之实,而不应有所谓的优劣之分。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因此, 世界各民族、国家或地区都要以尊重世界文明自身的多样性为前提,都要以各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为基础都要超越现实中的饿文明隔阂以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以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的理念超越文明优越论。这些思想和理念,超越了所谓的“种族优秀论”“文明优秀论”等谬论,有利于消除各种文化歧视、种族歧视和社会歧视,从而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协同治理奠定社会文化基础。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主动作为和积极构建。2017年,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两个坚持,一是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二是坚持与时俱进联合各个国家共同打造一个符合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治理模式以此实现人类民运共同体。基于此,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所作为有所担当要秉承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付诸行动积极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做世界大势的看客一起努力把将全人类的前途命运掌握在各国人民的手中。尤其是发达国家和有影响力的大国,接受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构建全球协同治理的制度体系,必将极大地提升全球协同治理的制度支撑能力。

诚然,以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选择论述,并没有局限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协同治理中的软障碍消除,而是扩展到了全球协同治理。这是因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协同治理始终是全球协同治理的有机且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这并没有偏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协同治理中的软障碍消除这一主要命题。

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作为推动世界各国协同治理的理念路径,其自身并不构成协同治理建设。这也表明,作为理念提出者和倡导者的中国,必须承担起必要的构建使命,推动这一理念的普遍接受,尤其是在广大国家中的接受程度,进而推动各个国家全面、积极参与协同机制的协同构建之中。

四、结束语

全球化作为一种发展现象,尽管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不会停止。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一般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甚至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有可能成为全人类的安全威胁。在当前的新冠疫情应对中,现有全球应对体系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少数大国无视自身责任,不断搅局,导致全球力量难以凝聚。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倡导并不断实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重塑全球协同治理的体系和机制,不断提升全球协同治理的能力,突破全球协同治理中的诸多软障碍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对于全球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更是如此,只要秉持和不断践行人类共同体的理念,就一定可以实现对现实问题的超越,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协同治理之路。

白亚鹏 省委党校(华纳国际赌场app)科研处处长、高级经济师

来源:《中国应急管理科学》,2020/5

 

(编辑:任成斗)